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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舶来概念，“中产”在国内的定义并不十分明晰。由于所处环境的差异，人们对这一身份也有着迥然不同的理解。但能形成一定共识的是，在一二线城市有一套及以上房产，并有着较为体面的收入，大概率能够进入中产家庭之列。
和欧美国家有所不同，国内中产家庭的资产配置，往往偏好于房产领域。在房屋价格处在上行期时，他们凭借相对独到的眼光和较为超前的意识，赚得了一笔财富。这其中还有不少人，会在资金积累至一定程度时，进行房产置换。
在早先的这股浪潮中，“小房更换为大房”是更为主流的选择。彼时，房产被视作财富的象征，也一度成为保值、增值的理财工具。但随着楼市行情的不断变化，一些中产家庭逐渐意识到，单纯的房产持有与财富保障无法画等号，曾经重金购入的房屋，甚至可能为自己的生活带来更大的风险。
生活压力的增大致使内心安全感日渐降低，这也成为了部分中产的心病。在这类心理因素的驱使下，“反向换房”的现象开始在房市出现。借由这一方式，有人摆脱了巨额房贷，有人获得了更充裕的流动资金，也有人背上更重的负累。
五年前购置房产时，李一象未曾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走上“反向换房”的道路。那时，他正处在职业上升期，稳定的收入让他颇有底气。30岁这年，与家人协商后，他在北京东四环购置了一套总价750万元的新房。
对在外企做技术主管的李一象而言，每月2万余元的贷款是完全可以承受的。他有自己的判断基准，“只要生活质量没有大幅下降，这个房子就是正向资产，后面能卖上什么价格，那不是我们这种买刚需住房的人要考虑的问题”。
买房的前两年，他和妻子过着相对体面的生活：每年有一次出国旅行，偶尔到奢侈品店里置办一点儿行头，出门吃饭时很少会把价格作为重要参考因素，隔三岔五和朋友开着车到郊区露营。与身边的人闲谈时，他们的话题常常涉及未来，“一直好下去”是他和同辈人的希冀。
然而，事实是计划远不如变化快。受疫情影响，李一象的工作出现了数次波动。最先到来的是降薪。由于业务无法顺利开展，李一象看着工资卡里的数额逐月递减，却无能为力。紧接着是公司的改组和裁员。作为技术骨干，他算是侥幸“躲过一劫”。
也正是在收入走低的那段时间里，他产生了换房的想法。在与一些中介交流的过程中，他得知，过去换房的城市中产，大多以改善居住环境为目的。可在最近几年，越来越多的中产家庭研究起“以大换小”的方案。多数人的出发点，变成了希望得到一笔可以灵活取用的现金，来抵御潜在的风险。
2023年年中，李一象从114平方米的房子搬出，住进73平方米的新房。房屋的面积变小了，但李一象却因此得到了200多万元的现金。他说：“这是那个阶段的我所能想到的维持生活水准的最佳方案。”
